每次上全球化下的移工議題的課程時，都會放這部《爸媽不在家》，當然是因為導演他用了一個新加坡式的家庭劇溫馨仔細地描繪了外籍幫傭在新加坡社會的生活故事。一方面這部電影在巨大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刻劃普通家庭的小人物故事，感嘆著亞洲經融危機下新加坡經濟的動盪，另一方面，理所當然地也處理了所謂「移工」的種種身分認同與生活策略的面向。但是，我今天在陪大家一起看片時，突然驚覺導演很深刻地在處理「母親角色的替代」問題，尤其包含了「戀母情結」的隱喻，而這其中的慾望裝置就是讓這部片這麼動人深刻的核心。
這故事是在講一個新加坡的核心小資家庭，因為夫妻倆都要去上班，妻子又懷孕了，所以只好請一位菲律賓的幫傭泰瑞來做家事。一開始，家庭是不適應的，尤其是家中的小男孩兒子，不斷欺負泰瑞，讓泰瑞就像是個闖入家庭的討厭外人。但隨著劇情發展，家人慢慢接受並依賴幫傭泰瑞。不過，因為經濟問題與母親的擔憂所以最後還是讓泰瑞資遣回國。
在最表面的層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外籍幫傭在雇主家庭生活中所進行的各種「前台」的「扮演策略」。泰瑞一進家庭開始就被「去身體化」、「去性別化」、「去種族化」，讓他像是個中立、客觀、不涉入家庭的工作者，這也是泰瑞與家人之間最保險的姿態。電影還描繪了一個理論場景，即「公私翻轉」，在家裡工作時，對家人而言家是個私人的舒適空間，可以展現自我，但對泰瑞來說，這個家卻是他的勞動場所、公共空間，他要有他勞動的樣子，所以他隱藏了他的自我身分與認同；相反的，當泰瑞放假出門去外頭時，反而在街道、市場等公共空間中可以做自己，打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這個劇情也是台灣大部份外籍幫傭看護的寫照，這些都是外籍勞工為了保全自我的生活策略。吳永毅〈無HOME可歸：公私反轉與外籍家勞所受時空排斥的個案研究〉、戴伯芬〈他者的都市文化空間地景建構〉也在學界描述了這種移工家勞在台灣所參予造構的社會景象。
但除了這個，我發現導演十分慧詰地探討了一個心理層次的現象，也就是女性外籍幫傭在家中代理的各種母職家務，但某個程度上，也替代了母親的角色，這在西方的心理學中是有一種很基本的心靈危機，這個危機感讓這個電影更深刻了。在看片時，我不時覺得其中有一種「慾望」在流動、拉扯、競爭，尤其在幫傭與兒子、幫傭與爸爸之間。幫傭與小男孩之間的關係儘管是要表達逐漸親密，但好幾個場景都略帶情色，例如泰瑞幫小男孩洗澡，小男孩很害羞，泰瑞一邊幫脫褲一邊說：「比你大的我都看過了」；又或者，泰瑞在換衣服，脫到只剩內衣，小男孩一邊看一邊說評論說：「我的媽媽胸部比你大」，其中慾望不言自明。泰瑞與爸爸在家庭的互動上也有一種親密的默契。於是，媽媽開始覺得自己在感情（慾望）上被邊緣化了。
這裡頭充滿了依底帕斯情結，也就是戀母情結。戀母情結講的是小男孩對母親產生強烈戀慾，對父親則有弒殺衝動，弗洛伊德將之稱為伊底帕斯情結。母親作為男孩的慾望對象時，將投射了各種依賴的情愫在女性身上，期待各種照顧。這個新加坡家庭因為社會經濟的條件敗壞而逐漸失能，其中的男性（爸爸、兒子）就期待退回到母親的依賴中，而剛好闖進來的幫傭填補了這個空缺（因為原來的媽媽因為懷孕失去教導與管理的能力）。後來，在電影裡的大部分，就是原本的媽媽與幫傭在做慾望的競賽，最終以導致媽媽希望泰瑞走人。
在最後送泰瑞去機場搭機的場景裡，小男孩不肯泰瑞走，於是用剪刀剪了一把泰瑞的頭髮，象徵性地留住泰瑞，很明顯地，這是所謂的「分離焦慮」，小男孩既然無法改變分離的事實便將這種慾望的依賴寄託在「固著之物」上。同時，爸爸也在分離焦慮，他在機場邊一個禁止吸菸的地方焦慮的抽著菸，「禁止」象徵的律法強迫著他必須與母親的依賴分離，「菸」就是他的「固著之物」。有趣的是，媽媽在機場送了泰瑞一個全新的口紅（之前泰瑞有偷擦媽媽的口紅想要展現女性氣質），一方面是表示還給泰瑞女性的位置，另方面條狀的口紅則是象徵被閹割下的「陽具」被贈與給這位代替母職的幫傭，因為媽媽覺得自己在這場慾望的遊戲中徹底的輸了。
這場心理學的電影邏輯，其實就是《爸媽不在家》真正的結構。
